2016年是“十三五”規劃的起始之年。屆時，中國糧食安全會面臨怎樣的形勢和挑戰？我國農業結構調整將從哪里著手？作物生產和農產品加工技術如何創新？國內外食品安全戰略如何對接與落地？……種種難題待解。
　　
　　近日，2015（第三屆）中國糧食與食品安全戰略峰會在京舉行。峰會以“農業發展方式轉變與增長動力接續”為主題，集中探討如何著眼于農業現代化推動農業發展方式轉變和動力升級，尋找“十三五”農業發展的新動力。
　　
　　發展壓力重重
　　
　　“糧食短缺毫無疑問將成為中國的歷史。”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研究員表示，“對中國來講，糧食問題至少在量的供給方面將不再成為問題。”
　　
　　他指出，中國糧食和食品安全狀況的改善，為中國應對改革發展的各種風險挑戰，保持經濟社會的平穩運轉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全世界緩減貧困和饑餓，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然而，“我們清醒地看到，可持續的保障糧食和食品安全的基礎并不牢固，一些方面可以說還非常脆弱，無論是外部的市場環境還是內部的要素配置，都對糧食和食品安全在現代中國提出了新的非常嚴峻的挑戰。”李偉說道。
　　
　　糧食產量年年增產，李偉卻對資源代價的付出表現出深切的擔憂。“環境成本和經濟代價越來越突出。如果糧食生產繼續以這種方式透支，農業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將被破壞，今后糧食產量的可持續增長就必然面臨更大的風險。”
　　
　　與此同時，“十二五”時期，中國農業發展已經出現了一些重要變化，開始從主要追求數量向質量、數量效益并重，從生產導向向需求導向，從拼資源拼消耗的粗放經營向創新驅動的集約經營進行轉變。
　　
　　李偉認為，另一個突出問題是，國內糧食市場受國際市場的影響日益加深。近年來國家不斷提高稻谷、小麥最低收購價和玉米的臨時收儲價格，有力地促進了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但隨著內部條件的變化，糧食價格支持政策也面臨新的挑戰。
　　
　　“庫存積壓嚴重、財政負擔沉重，如何完善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完善糧食收儲制度，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是我國農業政策調整的重大課題。”李偉指出。
　　
　　經濟新常態下，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是，食品質量安全的隱患仍然較多。“面對兩億多農戶、四十多萬家食品的加工企業、三百多萬個食品經營主體，政府現有的監管能力嚴重不足，而進口食品的質量安全問題也不能讓人放心。”李偉表示。
　　
　　農業結構調整
　　
　　不久前剛剛審議通過的“十三五”規劃特別強調，要以提高發展的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加快形成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體制機制和發展方式。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結構調整是題中之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農業結構調整大體經歷了四輪。眼下第四輪結構調整是在‘六高’背景下提出的。”農業部種植業司副司長潘文博介紹，“六高”即糧食產量高、進口量高、庫存量高、消費量浪費量高、調運量高、資源消耗量高。
　　
　　他指出，“從種植業來看，我國現在面臨的四大矛盾和問題是品種結構不平衡、種植效益在下降、生產方式仍粗放、農產品競爭力弱。”
　　
　　就結構性矛盾而言，小麥產區基本平衡，稻谷平衡有余，玉米階段性供大于求，大豆缺口逐年擴大；棉花、糖料、油料受資源約束和國際市場的沖擊，進口量大幅度增加，生產出現下滑；同時我國優質牧草短缺，如苜蓿的進口量逐年增加。
　　
　　“這一輪結構調整的目標是‘兩保、三穩、兩協調’。‘兩保’即保口糧、保谷物，口糧自給率100%，谷物自給率95%以上。‘三穩’即穩棉油糖，棉花自給率基本滿足國內消費，食用油自給率30%以上，糖料自給率37%左右。‘兩協調’即蔬菜的菜籃子生產與需求協調發展、牧草的生產與畜牧業養殖協調發展。”潘文博表示。
　　
　　調整的重點何在？潘文博說：“非優勢區的玉米。”著力點放在了鐮刀灣地區。這個區域近10年來是我國玉米增長最快的、增量最大的。同時又是典型干旱區、生態脆弱區，一個靠天吃飯的區域。調完之后，考慮重點改種青貯玉米、苜蓿和牧草等，同時搞大豆—玉米輪作、雜糧和馬鈴薯等耐旱作物。
　　
　　潘文博表示，技術路線是適應性調整、種養結合型調整、生態保護型調整、種地養地結合型調整、有保有壓調整、圍繞市場調整。“對于結構調整，我們今年就開始做了，現在主要通過試驗示范來引導農民調整。”
　　
　　深化農業技術創新
　　
　　“我們應該理解農民為了追求產量而使用化肥農藥等有關技術，但我們要做的是，想辦法研究開發效率更高、利用率更高、殘留更低、更加省時省力省事的便捷的化肥農藥技術以及其他技術。”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陳良彪表示。
　　
　　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首席代表哈米德·謝里夫指出，“在中國，技術方面的作用一直是在下降的，而在發達國家，50%~60%的研發技術都能夠實現商業化。”
　　
　　“美國農場規模有大有小，但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是使用技術來提高效率的。”夏嘉德既是美國大豆基金會副主席，也是一位大豆農民，他的農場里采用了種植覆蓋性技術、保護性翻耕技術。
　　
　　“采用保護性翻耕技術只需要下地一次。首要的好處是省時省力。一座200公頃的農場，一年可以節省252小時的工時，一公頃平均節省36升燃料。”夏嘉德介紹，“對土壤也有好處，比如說可以增加蚯蚓的數量，減少土壤板結和增加生物質，將侵蝕減少90%。”
　　
　　糧食加工業是在整個農業產業鏈中非常重要的樞紐、流通主體和價值創造者。“希望中國能夠開發一個高增加值的農產品加工系統，來提升本國已經種植的一些作物的附加值，相信能使這方面的產量產值有效提高三四倍甚至十倍。”ADM公司全球副總裁兼亞太區總裁羅逸銘建議。
　　
　　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潘愛華認為，“生物經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益海嘉里集團公共事務總監王巍則表示，集團現在用加工大米的副產品——米糠來榨取和精煉稻米油，精煉加工技術已達到了日本的水平，“我們現在谷位素的含量最高保留到7000PPM，提取完油的米糠粕可以進一步加工成食品和保健品的原輔料”。
　　
　　王巍建議國家鼓勵糧油加工企業的科技創新，提升農業產業自身的價值創造力，還建議進一步打造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中國的農業產業和糧食加工業要走向現代化，進一步地對外開放、鼓勵引進外資是必由之路”。
　　
　　拓寬國際視野
　　
　　歐盟委員會農業與農村發展總司代副司長約翰·克拉克認為，開放的貿易尤其是農產品和食品，“能確保供求有更好的匹配，使得價格位于合理的水平，能夠滿足城市消費者的需求，而且能降低價格的波動”。
　　
　　“中國作為人多地少水缺的發展中大國，僅僅局限于本地的耕地難以維持不斷增長的糧食需求。積極主動利用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是大勢所趨，也是中國的理性選擇。”李偉表示，漸進和可預期的糧食進口增長能實現雙贏，適度進口是要長期堅持的一項基本政策。
　　
　　同時，中國還在向210多個國家和地區出口食品和農產品，為全球食品的安全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實施食品安全戰略，要形成嚴密高效社會共治的食品安全治理的體系，要讓人民群眾吃得放心。“據我所知，這是政府在五年發展規劃當中，第一次把食品安全戰略提到這樣的高度。”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韓俊說道。
　　
　　“實施食品安全戰略必須樹立國際視野和思維。”韓俊表示，“我們實施食品安全戰略，建立一個更為有效的食品安全監管或治理體系，應當積極借鑒國際上食品安全管理的有益經驗，食品安全的標準也應當循序漸進地與國際標準接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