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時期，我國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面臨著勞動力紅利弱化、借貸成本難以下降、創新能力提升難度加大、需求規模增速放緩的困擾，同時，也面臨著政策環境持續優化的機遇。總體而言，產業發展將會陷入低成本競爭優勢快速消失、新的動力難以快速形成的窘境；增速將進入次高增長階段，比重趨勢性上升的可能性較大。
　　
　　為了更好預判“十三五”我國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趨勢，我們將分別從供給側、需求側和發展環境三方面闡述對產業發展的影響。
　　
　　供給側分析。我國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長期因素正在發生變化，即國內勞動力、資金、技術等要素的稀缺性問題越來越明顯；而當所有要素供給都已開始偏緊的背景下，依賴于成本優勢繼續保持增長的格局也越來越難維持，所以如果生產函數不發生變化的話，潛在增長一定是減速的。
　　
　　第一，勞動力供給，來自于人口數量的“量”的紅利逐漸消失。我國在過去幾十年間所享受到的“人口紅利”將在未來十年內逐漸消失。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對高技術產業的挑戰主要體現在：一是勞動力成本明顯上升，出口比較優勢將發生重大變化；二是年均受教育年限增長緩慢，難以與未來產業發展所需的人才相匹配。第二，資本供給，仍是制約產業發展的關鍵問題。挑戰主要體現在：一是部分行業屬于前期過度融資、杠桿率較高而當期不良貸款率仍有上升風險的領域，在增速下行面臨一定壓力之際，行業內企業“融資難”問題比較突出；二是在以銀行為主導的現有金融格局下，面對企業發展的高風險時，金融機構所要求的利息水平必然較高，就更加劇了“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而且，短期內，部分行業領域的三角債問題，一旦資金鏈斷裂將引發行業內很多企業陷入破產境地并引發行業地震。第三是我國以技術引進為主的技術進步模式特點決定了我國創新能力滯后；對高技術產業的挑戰主要體現在：一是難以獲得有價值的核心技術，容易受制于人；二是容易陷入“技術引進陷阱”，對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產生技術依賴。因此，本土企業往往將關注重點放在提高生產能力方面，以此快速獲取市場回報，而缺乏對支撐企業長期發展的新技術開發的長久規劃。
　　
　　需求側分析。我國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需求因素也正在發生著顯著變化，即高投資穩定增長的效果難現、外貿紅利正逐步減弱，國內需求的擴張和結構的變化有望形成強勁拉動作用，所以，潛在增長盡管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但“十三五”初期產業發展增速的下行趨勢凸顯。
　　
　　第一，固定資產投資，依靠高投資穩定增長的效果恐難實現。預期投資回報率的下降、融資成本的相對高企、商業銀行貸款存在政策障礙、部分領域準入門檻高等因素，抑制了民間投資的積極性和實際投資需求。第二，消費需求，需求的擴張和結構的變化有望對我國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增長形成強勁拉動作用。第三，進出口貿易，外貿紅利正逐步減弱。面對全球經濟下行風險不斷加大、發達國家經濟體失業率居高不下等困境，各國為扶持本土產業和緩解就業壓力，世界經濟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并有所加劇。
　　
　　環境分析。我國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環境因素有助于推進產業穩定、健康和可持續發展。第一，技術進步的影響。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廣泛應用和不斷擴散，在一個線性、確定的世界走向一個不確定、流動、網狀世界的背景下，互聯網及其相關技術不僅引發了資源配置方式的變革，降低了市場準入的門檻，生產要素的動員和使用更加大眾化，而且有助于提升全球的經濟價值、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效率，增強洞察能力、改進決策的有效性，使得企業的新創和發展將有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容易。第二，政府政策的影響。總體而言，無論是宏觀政策環境還是產業政策環境，更有利于我國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健康發展。但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一系列針對產業的改革和政策從出臺到落實并持續發揮功效，還需要一個過程。
　　
　　主要政策和措施。促進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持續健康發展。具體而言要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一是政策分類指導，突出針對性、規范性。
　　
　　面對全國各地發展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熱情，必須要仔細思索如何利用政府的引導作用提高和改變產業技術、產品內涵、市場應用，以避免陷入產業發展的“低端過剩、高端不足”困局，最終要培育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企業，并實現由數量、速度型發展轉變為真正的質量、內涵型發展。
　　
　　首先，政府部門應根據技術梯度的差距采取不同策略措施，讓有限財政資源發揮好“四兩撥千斤”的作用。例如，針對技術差距相對較大的追趕型領域，更多應采取加強基礎理論和共性技術研究的供給端支持策略，否則很容易出現“中國的扶持政策，助推國外企業發展”的窘境。其次，從產業生命周期的角度看，政府部門也應采取不同舉措。在發展起步階段，政府補助往往能通過補貼企業產能成本，帶來產業高利潤的吸引力、產業盈利優勢，進而釋放潛在產能。產業擴張后，傳統鼓勵供給側、缺乏研發專用性的政策，很難引導需求和技術的同步成長，使得政策退化為刺激同質化產品產能的增加，由此常伴隨產能過剩的出現，產業盈利優勢可能逐步縮小甚至轉為劣勢；因此，激勵原始創新和轉向需求培育應該成為未來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政策的調整方向。
　　
　　二是提升創新能力，確保產業發展競爭力。
　　
　　對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而言，一方面，從發展轉型的外部要求看，產業發展不僅面臨著從制造向創造的轉型，而且從外部獲得轉型發展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術并成功將其內部化，也越來越難。另一方面，從創新的內生特質看，在技術層面，由于科學技術在廣泛交叉和深度融合中不斷創新，創新明顯具有多元性特征，即原本是單一技術的產品，在工藝與生產上開始要求各種似乎相互獨立的技術；某種程度上，并非單項新技術的發展而是多項新技術共同決定了產業發展的廣度、深度和高度，而各項技術之間又是相互耦合依存的，產業的發展可能被其中某項技術的發展變化所引領，存在著各種可能性。因此，技術創新不僅僅需要的是某一技術領域很強的專業知識，而且更需要廣闊的知識面和對各項專業技術可行性的把握。
　　
　　三是加大金融支持，保障產業發展活力。
　　
　　“十三五”期間必須要提升資本對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支持效率，充分發揮金融驅動產業發展的重要作用。一是創新財政資金的使用方式。二是增加股權投資的多樣性。三是增強債權投資的服務能力。四是探索與國際金融機構和國內政策性金融機構合作。通過加入“赤道原則”的國內外金融機構進行貸款，獲得相應政策優惠；同時，根據產業特點和市場需求，借鑒德國等綠色金融發展成熟國家的經驗，積極發展碳資產綠色融資、節能減排融資、合同能源管理未來收益權質押等綠色金融服務。（發改委宏觀研究院 張于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