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在北京舉行的第39屆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大會上，中國標準再次被推向世界舞臺中央：中國已有189項標準提案成為ISO國際標準，在高鐵、通信、汽車、核電等領域，中國在國際標準上實現了從跟隨者到引領者的角色轉換。
　　
　　標準是世界通用語言，聯通世界的橋梁紐帶。標準之爭歷來是大國利益的訴求和博弈。所謂得標準者得天下，全球化發展到今天，誰掌握了標準，誰就贏得了市場主導權。有人說這是各國之間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美國一貫是國際標準制定的老大，掌控國際標準的制定權。當今世界的經濟運行，有許多就是在美國制定的游戲規則中操作。
　　
　　經過多年打拼，今天我國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和地方標準總數超過了10萬項，企業標準超過了百萬項，已基本形成覆蓋一、二、三產業和社會事業各領域的標準體系。標準化正在成為中國產業振興之本。我國當然不能坐視市場話語權因標準缺失而受制于人，中國標準也正走出國門，成為國際市場規則。最驕人的，當數中國動車組標準，依托幅員遼闊、地形復雜、氣候多變的國家地理特質，經過極寒、暴曬、風沙、霧霾、柳絮的考驗，已與歐標、日標比肩而立，被越來越多的國家認可。從沙特麥麥高鐵到土耳其安伊高鐵，從中美高鐵合作項目到中俄合作共建俄羅斯首條高鐵，從亞非歐“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到北美拉丁伙伴，中國中車的業務量在全球鐵路裝備行業、軌道交通裝備行業已拔得頭籌，全球30%的市場份額已收入中國高鐵囊中。
　　
　　在數字電視領域，中國數字電視標準被接納為國際電信聯盟（ITU）標準后，已被全球14個國家采用，覆蓋世界近20億人口。在移動通信領域，當初制定3G標準時，美韓主導CDMA2000、歐洲推WCDMA，雙方爭執不休，最終我國TD-SCDMA成為3G標準之一。制定4G標準時，美國高通和Intel互不相讓，中國TD-LTE遂脫穎而出。
　　
　　但中國標準還有軟肋，集中表現為標準管理“軟”、標準體系“亂”和標準水平“低”。
　　
　　“軟”，是有的技術標準管理部門軟弱遷就；“亂”，是有的標準制定政出多門，山頭林立，又相互排斥；“低”，是總體而言我國標準水平離國際化標準尚有距離，即便有189項標準提案成為ISO的國際標準，畢竟還只是冰山一角。須知截至去年底，ISO成立了約300個技術委員會，制定了2.05萬項國際標準。
　　
　　中國標準被模糊的事屢見不鮮，蘇泊爾含錳量、酒鬼酒塑化劑“測不準”就是兩則典型案例。質檢部門、廠家、行業標準評估中心各執一詞，使標準模糊化。模糊的檢測標準凸顯商業利益的博弈，標準因利益而扭曲。而在產品制造商和消費者之間，天然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消費者只是憑直覺或印象消費，難免不被模糊的標準弄迷糊。
　　
　　更讓人不安的是，標準被游離的事不乏其例。國內市場上許多產品根本無標準，標準長期游離于監控之外，全憑質檢部門的最終解釋權。比如五花八門的食品添加劑，國家迄今還未全部建立標準，全憑生產商的良心予以添加，時常有人在安全界限上打擦邊球。標準被游離，其實是質監機構懶政所致。而一項標準的建立，從草擬到論證，過程非常復雜，需要勤勉的敬業精神。中國標準太少，又有許多真空地帶，說明質監機構尚需努力。
　　
　　要消除中國標準之痛，不僅要建立權威的第三方標準制定機構，還要鞭策質監部門愛崗敬業。按李克強總理在這次國際標準化組織大會上的講話精神，要更好發揮標準的引領作用，必須聚焦關鍵、突出重點。
　　
　　首先，要力促產業新舊動能轉換，全面實施標準化戰略，適應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蓬勃興起的大勢，加快新興領域標準制定，到2020年，基本建成支撐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標準化體系，助力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同時又依靠以環保、能耗、質量、安全、技術等指標為主的標準硬約束淘汰落后產能，為新動能發展釋放更多資源和空間。
　　
　　其次，全力推動標準化與“中國制造2025”深度融合，滿足柔性化生產、個性化定制等需要；加強關鍵技術標準研制，提高國際國內標準的一致性；用標準化助力中國制造，加快建設制造強國，提升制造業競爭力；立足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將不斷升級的標準與富于創新的企業家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密切結合，在追求高標準中創造更多優質供給。
　　
　　再次，提高標準的國際化水平，進一步放寬外資企業參與中國標準制定的限制，以有效的市場競爭促進標準上水平。積極參與ISO組織活動，在ISO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
　　
　　此外，還須完善標準化法規制度，評價標準的實施效果，強化監督檢查和行政執法，嚴肅查處違法違規行為，讓標準成為對質量的“硬約束”。與此同時，全面清理和修訂現行國家、行業、地方標準，整合各級強制性標準，在涉及公眾利益的健康、安全、環保等領域建立統一的強制性國家標準，逐步縮減推薦性標準，推動向公益類標準過渡。